受经济危机影响，人们看待经济学者的目光显得不太友好。在美国经济周刊《商业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上，充满了对未能正确预测危机的经济学者的不信任。报道的题目干脆就是《经济学者有什么用（What Good Are Economists Anyway？）》。

经济学者的预测错到了哪种程度？在雷曼兄弟事件爆发之前的去年9月初，虽然预测机构对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平均预测值为0.2%，但是实际上却是-6.3%；发挥美国央行作用的美联储于去年7月预测美国2008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为5.5%至5.8%，可是实际数值却是6.9%；美联储同时预测今年第四季度失业率为5.2%至6.1%，然而现在失业率已经高达8.5%。

事实上，经济预测很容易出错，如果预测正确反而会成为话题。几年前，韩国银行总裁面对记者询问经济展望的提问，甚至说道：“不如去问算卦的吧。”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当时韩银总裁轻率的发言惹起了人们的批评。

笔者在阅读报道的过程中发现，比起对经济学者的嘲弄，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界多样的争论。凯恩斯大受欢迎，甚至出现了“我们全都再次成了凯恩斯主义者（We’re All Keynesians Again）”的论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政府忠实履行了凯恩斯的教诲。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因预测经济危机而受到关注的纽约大学的鲁宾尼等人强烈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可是意见不同的学者也仍然坚守原来的立场。他们认为，与政府干预相比，更应该信赖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担心低利率和政府的过度财政支出没有效果，只会增加国家的债务。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亚利桑那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等人就是持这样的意见。希望韩国学界也能对韩国政府的危机对策开展多样的争论。如果有强调财政投入迫切性的主张，难道不会出现“财政投入没有什么乘数效应”的主张吗？

越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强力主张越需要反复回味。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说过：“我希望能遇见只往一个方向预测的经济学者。”经济学者一定会说一方面有肯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否定的因素。虽然杜鲁门总统的话是对这种经济学者的嘲弄，但是经济学本来就是这样的学问。像最近这样用800万亿韩元的流动资金提振股市和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异口同声”显得更加危险。企划财政部部长尹增铉曾说过：“现在景气中同时存在肯定和否定的因素。（对景气）乐观还为时过早。”由此看来，尹部长谨慎的分析反而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