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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专栏】 “数学”治国的韩国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庆熙大学国际学院教授 | 2017.06.26 14:47写信给编辑
每当我听到韩国学生说担忧未来、“对以后该做什么事感到茫然”时就感到无比痛心。让我感到焦虑的不只是他们对能否有一份好工作的不确定性,还包括学生们感到遮盖于日常表象下的某种无形力量在不断地冒出来牵绊着他们。韩国社会并不想认可他们作为人类本身所具有价值这一点。

韩国人所做的一切都被转化成数字。只有用数字进行排序后,某种事物的价值才会得到认可,这似乎成了一条不能违背的法则。但是,这种排序必须依据远离我们日常经验的某种客观标准。

生活在靠数字治理的韩国的我们,对人们做出判断时考虑的不是他们与周边的人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日常活动对我们的文化和组织有何贡献,而是用数字上的方程式来确定人的价值。比如,我们经常会问“卖了几台IT设备”、“发表了几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论文?”、“检修了几辆汽车”等等。

数学在韩国成了确定价值的最终决定者。不管有什么样的贡献,只要不能加以量化就不会得到认可。我认为韩国学生完全有理由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并不知晓韩国社会内在的残酷“暴力”。极其复杂的人类经验、家庭成员或共同体或自然界与“我”这一个体之间发生的本质上非常微妙而又多层次的互动不断地通过序列表示了出来。序列这种单一的数字代表个体、组织甚至整个国家的价值。

像这种企图以人为的方式通过数字对社会上的许多价值进行改变的愿望的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其根源在于社会上存在着“如果任由韩国人对他韩国人做出判断,就必然滋生腐败”的担忧。想要切断腐败,就需要有一种比数字式评价更客观的标准。然而,这种对于人类经验的二次元式接近法使人类经验“标准化”了。最终,留给我们的只有空虚。

作为一名教授,我对通过在小范围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价教授们的事实感到惊讶。对于教授们撰写的论文有何意义,完全不予以评价。他们作为专家、同僚、市民、作家或哲学家在做什么事则不在关心之列。写了几篇学术论文可通过计算机简单地查出来,然而可对某一教授所从事的撰写论文等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做出评价的人,只能是对这些工作非常熟悉的人才能胜任。

韩国学生的处境非常糟糕。他们复杂的个人经验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变成了“specs”(指出身学校、学分、英语考试成绩等)的汇总。大蒜必经蒜臼捣碎的命运正在等着他们。悲剧不单单是学生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年轻人的自身价值得不到应有评价是更大的悲剧。应询问他们的追求是什么,而不是他们在某一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应当询问他们“对于你来讲什么才是根本价值?”

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复杂而又细致的方式去理解人的价值。不过,应为此去构建一种不以货币单位来定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想对所有人的经验和贡献做出完整评价,就必须构建长远的人际关系。

在韩国社会的基本意识中占居首位的是经济。经济只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或出口之类的数字来定义。其次是技术。然而,我们在表示技术的重要性时使用的是销售额或利润,仍然是数字。技术对社会产生的真正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并未受到重视。

文化在“秩序序列”中处在最底层。文化竟然被看作是丰富个人生活的活动或周末放松的休闲。最终是文化在对我们做出定义,是文化设定我们的价值、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如果我们在关注统计的同时忽略了很微妙抑或很细腻甚至有时很模糊的文化的本质,那么哪怕今后我们能够走得更快一些,也必定会丧失对前途的控制力。而且,我们也将无从知道要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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